有些事儿，我们还是不要淡忘的好 

文革的那些事儿

 

--有些事儿，我们还是不要淡忘的好

（此文纯属虚构，文中人物子虚乌有，请勿对号）

 

 

中午，碰巧和几个文坛前辈吃饭。席间，酒过三巡，老谢的脸开始被酒精胀红了，说话的声音也亢奋起来。

"我这一生经历复杂了呢。"老谢兹了口酒，夹了一块黄瓜嚼了嚼。

未等我们答话，老谢接着说："人生几度起落，苦头吃尽了。"

看到我们疑惑的眼神，老谢便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文革遭遇，一波三折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老谢有才，是众所周知的，文革中常有文章上中央大报刊。这才，也让老谢吃了很大的苦。

"你们不知道，我这人还坐了几年牢。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，简直是噩梦。"老谢喝了一口酒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

"什么罪？"有好奇者追问。

"说我是‘五一六'分子。当时把我关起来，整天整夜的不肯我睡觉，拳打脚踢，逼我招同伙，逼我认罪。可我被当作‘五一六'头头，却是冤枉得很。那些人我几乎都不认识，当时，由于我与下面乡的粮管所熟悉，能搞些粮票什么的，又能写点，就糊里糊涂的被那些人推出来作联络人好讨些便宜。哪晓得会被抓了起来，遭了老大的罪。"

"当时反‘五一六'可厉害了，抓了不少人呐。"坐在我旁边的郑老小声地对我说。

老谢越说越激动，当时的一幕幕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。

"刻骨铭心啊。"老谢不由的站了起来。

"不肯我坐，不肯我睡，整天被逼着这样弯腰请罪。"

老谢不由自主地走到墙角，腰弯成九十度，双手直垂。

"一打瞌睡，身体就会向墙上撞。旁边还有人换班看着。几番下来，我浑身都肿了，满脸的泡泡，高烧不退，都昏死过去了，就是没人问。唉，差点命就没了。"

老谢把酒杯端起来，喝了一大口，还是难以平息心中的痛楚。

"后来呢？"我们都忘了吃菜了，我们年轻，哪经历过这样的事。

老谢长吁了一口气："不是有同事来看我，我命就没了。部里原来配了一辆自行车给我，锁在我宿舍里。被抓进去以后，有同事要用我的车，想问我拿钥匙。找了很久，才找到我被关的地方。开始还不让见我，部长打了招呼，才勉强让他们在门外问我。我那时病得太厉害了，都不能说话了。他们一看我的情况相当不妙，回去就偷偷和部长讲了，说再不给我治病，我命就没了。部长一听很着急，立即找到当时的县委陈书记，陈书记听后很重视，下指示要那些人给我看病。

那些人开始还不愿意，拖着不办。部长又向陈书记汇报，陈书记火了，亲自给那些人打电话。他们这才到人民医院请了一个上海来实习的医生给我看了一下。我的情况相当不好，那个医生把握不准，就让他们请内科刘主任来。刘主任来一看，忍不住和那些人吵起来，说这人都病成这样了，命都悬在线上了，怎么才让医生来看，需要立即住院抢救。那些人还不肯，刘主任和他们争了好长时间，他们才同意让我住院治疗，总算把我的命从鬼门关拽了回来，真是两世为人啊。"

"老谢，那些整你的人现在干什么？"有好事者穷追不舍。

"都还在呢，有些人还当了领导呐。"老谢的话嘎然而止，忌讳莫深。"人啦，草木一生。不谈了，不谈了，喝酒，喝酒。"

在座中有几位都经历了文革，老谢起来头，大家又不免对文革那些事唏嘘了一番。只是没有了切身的辛酸，多了几分荒唐的感慨。

蔡老师讲了一个笑话，说文革中又一人，平常油嘴惯了，一次上工劳动，劳动前，都要在田头插领袖和标语牌子，一阵风来，毛主席像的那块牌子摇晃了几下，那人就说，呵呵，毛主席的立场也不稳啊。下工后，路过一家商店，当时店里有好多毛主席石膏像，他又忍不住开起来玩笑，来了一个"立正--向我看齐！"结果，被群众揭发，批得个死去活来，惨不忍睹。还说有一个八岁的小孩，不知怎么的被人告发讲了什么反动的话，于是由父亲陪着在公社各大队进行批斗，批斗会时间长，小孩熬不住，他父亲就想抱着他，结果也不准，真可怜了那孩子。

几番轮酒下来，老谢又忍不住了。"我对自已那段岁月有一个总结，发现那些年啊，我不是被人整，就是做着整人的活儿。现在想来，真不知是那根筋搭错了，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！"

我说："老谢，你文章写得不少，怎么不把这段经历写写呢。"

"不写，不写。写了也没处登。"老谢直摇手。

 

 

 

附：

无中生有的清查"五·一六"运动　　　　

　　所谓"五·一六"反革命集团，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"首都五·一六红卫兵团"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。他们利用1967年5月"五·一六通知"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，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，建立秘密组织，进行秘密活动。散发题为"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──周恩来"、"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·一六通知"、"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"等反动传单和标语，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巾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。

　　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，纷纷自发进行反击，要求严惩这批"歹徒"。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"人民日报"上发表的姚文元的"评陶铸的两本书"一文中加了一段话，指出"五·一六"的组织者和操作者，是一个"用貌似极左实质右的口号，刮起‘怀疑一切'的妖风"，"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"的"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"，应予彻底揭露。没用多长时间，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，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，问题基本上解决。
　　 可是林彪、江青一伙接过清查"五·一六"的口号，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，任意扩大范围，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，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　　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"五·一六"专案领导小组时，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，谢富治、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。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、追表格，强迫"坦白交待"，以制造扩大化；另一方面，又借机把许多反对"中央文革"、反对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干部、群众打成"五·一六"分子。由于所谓"五·一六"的标准，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："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；一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--伟大的人民解放军"。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，因为"破坏和分裂"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还不反动、还不要打侄倒吗？但是，第一，什么是"破坏和分裂"并没有准确的界定；第二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哪些人，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"分裂"解放军？也没有明确的规定。因为这两条有很大的随意性，可以予完全不同的解释。因此，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、互指对方为"五·一六分子"；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，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，反对党中央，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，当作"五·一六分子"加以打击，情况颇为复杂。在所谓"红色恐怖"下，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"五·一六"分子，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"五·一六分子"。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。
　　 1970年3月27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清查"五·一六"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》。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，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，并提出"要扩大教育面，缩小打击面"。但是，通知又提出："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，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‘五·一六'"。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"反革命秘密组织"。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、杨成武、余立金和傅崇碧等，同原中央文革成员，帮助林彪、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、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混在一起，都说成是"五·一六"阴谋集团的操作者。　
　　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，九届二中全会后，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，竟被列为"五·一六"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作者。"9.13"事件后，林彪被名列操作者的首位。中央"五·一六"专案组办公室主任、（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）自杀身亡。如此混乱不堪的"清查"，自然难以进行下去，只好不了了之。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"阶级斗争"，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，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。
　　　　 -------------席宣　金春明著 《文化大革命简史》 第222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版